一年多来的担忧终于不幸成为现实，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个时点、以这样的方式尘埃落定。吕明方董事长在位与否虽还在迷雾之中，但是大家应该心知肚明他将黯然退场，这标志着上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终结，老上药终于成功复辟。这也验证了一条历史规律，在改革的曲折道路上，相随相伴的是无数先驱者的牺牲。前尘往事此时涌上心头，有些话不得不说，我想这种方式是对我们共同倾注全力而奉献的事业、我们多年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的最好交待。

正如我在辞职信中所言，我于2009年3月离开瑞银加入上药，乃是为了圆一个振兴民族企业的梦想。我很遗憾，当今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已经不相信有人会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和理想，也不相信有人会抛弃金钱和物质享受而去践行一个虚幻的理想。我和吕先生不幸就属于这样的人，我们同受中国典籍中追求高洁的士大夫精神的深刻影响，这就是我们性格中不容于当今社会生态的致命弱点。

我在上药承受的第一次打击就是吴建文事件。吴建文的贪腐持续很多年，其形迹之彰已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在所有人心照不宣、保持沉默时，我不幸成为第一个揭开盖子的人。当时我负责重组的执行事务，当会计师把吴所在的新先锋药业的审计报告摆在我面前时，我深感震惊。在我这些年的从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如此触目惊心的账目。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从未公开暴露，为什么年度审计、内部审计、各种检查从未对如此昭彰的问题视而不见。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不了解国企生态的外来户，我根本没有理解此事的深浅。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一个具备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的唯一选择，就是将这些问题在领导班子内部公开，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让领导班子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下决心将抗生素业务排除在重组范围内。只有这样做，才能排除重组交易中的重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才能确保新上药的资产和业务质量，让股东免受损失。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是有前瞻性的，否则就没有之后的重组成功、没有H股的成功发行。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举动引起轩然大波。几轮组织谈话，隐约让我感觉此事引发了一场大风波，甚至有领导当面指责我受人指使、搞领导黑材料云云。我难以理解他们是在用何种是非标准在评判这件事情，这让我深深困惑，公司整体利益以及股东利益看来需让位于领导和组织的脸面，哪怕这种脸面已经千疮百孔到路人皆知了。吴建文最终被法办，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至于过程中如何角力，我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没有兴趣告密，也没有能力通过告密去扳倒吴建文。对于外界流传的我受人指使陷害吴建文入狱的传言，我唯有慨叹我不能理解当今社会所奉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是非标准。

最致命的一击莫过于中信医药的收购交易。首先，我想有必要坦诚收购中信医药的商业逻辑。上药集团的医药分销业务多年来困守上海及华东周边地区，在收购中信医药以前，国药集团通过并购、整合已经将上药远远甩在身后。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塑全国战略，不能再闭门自恋、固步自封，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一举奠定全国布局，跟上国药集团发展的脚步而不被其越甩越远。在分销市场上，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这种战略诉求的行动唯有实施战略性并购，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成就一家医药分销巨头的必由之路。我们虽然于2010年初完成了数项收购交易，但无论从规模、营运质量以及覆盖地域均无法实现战略目标，直至中信医药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凭借资本市场的从业经验和嗅觉而发掘的商业机会，也是一个本着战略判断并依靠孤注一掷的不懈努力而成功的并购交易。中信医药于2010年下半年启动香港上市，原本将于2011年一季度完成发行和挂牌。然而某家机构告诉我，其中的一个大股东因基金存续期届满而急于套现，除了上市还会考虑出售以尽快套现。依我的有限经验判断，收购中信医药并非如我们以前认为的没有一点可能性，因此找到这家基金开始谈判。我确信中信医药就是上药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目标：业务规模庞大、营运质量位于行业前列、管理层高度职业化且具备强大的业务开拓能力；最重要的是，中信医药在北京市场和高端品种分销市场举足轻重，如果完成收购将使上药一居建立全国市场的基本战略布局。

这项收购从一开始就面临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估值、二是管理层的态度。就估值而言，当时中信医药的上市进程已经过半，如果满足不了基金投资人的心理价位则不可能成功。我们综合考虑了中信医药对上药全国战略的重要性、业务平台的质量、管理层的能力以及当时资本市场对医药分销行业的估值水平，确定了2010年25倍PE的报价，并最终完成交易价格。至今我依然坚信，收购中信医药对于上药而言是极大的战略成功，并且成功运用了估值杠杆控制了交易成本。作为佐证，我想指出的是：这项收购的另一个估值指标--市净率在3倍左右，是同期这类交易最低的，我们成功避免了花高价收购空壳公司的窘境；收购中信医药交易成功地令投资者树立对上药成为行业整合者和主导者的信心，对我们此后成功发行H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项以2012年19倍PE的收购交易，让上药实现2012年近30倍PE的H股发行价格，我们成功运用了估值杠杆实现了公司价值的增值。关于管理层，应该说这项交易刚开始时，管理层相当不理解甚至是怀有深深的抵触情绪。设身处地想，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情绪，毕竟他们十多年来习惯于一个独立运作的市场化平台，并且对上市以后的快速发展满怀憧憬。然而，一夜之间面临将被上药这样的国企收购的境地，失望甚至愤懑之情可想而知。我们花了极大的精力、以最大的热忱和诚意，终于化解了管理层的敌意。同时，为了与管理层建立互信、确保中信医药未来的持续发展，我们从中协调，帮助老股东与管理层妥善解决了遗留多年的管理层持股问题。我深知这项交易关系重大，在操作过程中一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所有程序无不合理、合法、合规，最终确保这项交易圆满完成。

就是这样一件具备里程碑意义的、让市场投资者对上药刮目相看的并购交易，自交易开始之时，便让我和吕先生陷入无穷无尽的风言风语之中。最不可忍受的是，我们的同事、上药领导班子的某些人，竟然诬蔑我们在这项交易中受贿上千万元。在上市以后，国家审计署、上实集团已经开展两次调查，均口头表示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但时至今日，流言蜚语愈演愈烈，上实集团更要重启调查，我实在难以理解，这背后究竟是何用意？作为一个曾经的国企高管，最痛苦的莫过于此：我和吕先生是这个阶层的异类，但我们不幸被所有人贴上了寻租阶层同类的标签。公众如此，我们的同事也如此。我们试图坚守清廉、诚信的为人准则，试图满怀理想、满怀济世报国的热情去改造我们的小环境，最终被那些人用他们的标签致我们于不义，然后遭到无情排挤和清算。而此时，公众想当然把我们的牺牲和对我们的不公，理解成分赃不均的政治斗争。今日之败，其惟命乎！

由于无法忍受中信医药风波中的种种是非，我在去年夏天曾心灰意冷，想一走了之，因此我接受了一家外资机构年薪约180万美元的合同。但那时我还是心有不甘，一来不愿背负对投资者不负责任的恶名、二来难以面对弃我尊为良师益友的吕先生的信任，还是决定留在上药作最后一搏。我深知依靠体制内的传统模式已经无法推动上药改革，所以铤而走险，试图借助公众和媒体的力量，逼迫上药内部既得利益集团认清形势，自我改良而选择市场化道路。当时吕总并不赞成我这样不顾后果的做法，但出于对我个人人格的尊重，也出于相信我此举意在推进改革而非泄个人私愤，他并未运用权力封杀我。正是这样的善意，成为今天某些力量逼迫他离开的借口。他们居然给吕总扣上一顶大帽子，即放任我肆无忌惮地攻击上药，属于用人不察，造成公司损失。虽说这是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类的拙劣的黑箱操作手法，但我仍为此深深自责，我的莽撞和不顾后果让给予我最大信任的人蒙受冤屈。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策。公众责怪我偏执、鲁莽且导致股价下跌令他们蒙受损失，很少有人体会我试图用猛药和雷霆之击促使上药走上改革之路的良苦用心。我不得不说我感到深深失望，我们的奋斗原来是孤独的抗争，我们为之谋取利益的公众原来并不在乎我们的努力。

到去年十一月底，我确信看不到希望，也预感等待我们的将是无情的内斗风暴，因此我不顾吕先生的挽留而辞职。我并非以此逃避，其间我还是利用微博等媒介试图在体制外推动上药的改革，甚至遍访机构，幻想仿效家化模式促使上药新生。虽然我知道这样的努力无济于事，但是我还是幻想能有一丝转机。此时此刻，我只能承认，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深深理解温家宝总理临别时的肺腑之言，上药就像是一个缩影，折射的是改革的艰难和改革者的无奈。我想是时候承认我失败了，我请求上药的全体股东忘记我曾经做过的一切努力，宽恕我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我也想在此告诫后来者，国企改革是我们这样的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我想说我个人问心无愧，但是可能仍不免被人构陷。我在此郑重声明，我已做好准备。

事到如今，我想郑重敬告翻云覆雨的诸公：你们不会理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恪守的为人底线，没有人能够指使我搞你们熟悉的阴谋诡计。你们不会理解，君子之交对你们如海市蜃楼，因为你们的字典中有的只是朋党、利益；而对我和吕总而言确是真实存在，相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基础上的志同道合是维系我们的之间友谊的纽带。你们不会理解，职业经理人应对公司全体股东、员工、社会大众尽善良管理人的信托责任，而不是对你们用来党同伐异、寻租自肥、利益均沾的体制负责；相反，如果对你们所维护的体制沉默失语，那就是对公司全体股东、员工、社会大众乃至国家的最大的不负责任。如果按照你们所谓“用人不察”的政治斗争逻辑，请问当年吴建文贪腐到路人皆知却仍稳坐庙堂、上药内部潜规则横行无忌而致系统性寻租自肥，诸公又当承担何种责任？

你们指责吕总独断专行、不讲民主、不能团结班子成员，这就是你们为他准备的第二顶大帽子，也就是违反组织原则、群众基础不好。诸公真是健忘，吕总何来独断专行的空间，他想要推进的改革举措有哪一件没有受到重大阻力，以致于或者不能有效推进、或者胎死腹中。诸公难道不知道，直至今日上市公司的中层以上干部的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大股东党委而非上市公司董事会、管理层手中。诸公精心设计了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三驾马车的领导体系，不就是假贯彻组织原则之名、行弄权掣肘之实吗？诸公眼中的民主和团结，自然是寻租自肥、井水不犯河水、利益均沾、共同维护旧体制之集体不负责之作风。而我等试图打破此潜规则则必然引起你们的公愤，必然群起而攻之，必然套上这样一顶大帽子。请诸公谨记，所谓民主、团结，乃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政治伦理。追求公义者与损公自肥者之间，永远都不会有共同价值观，永远都不会有民主协商，永远都不会有不讲原则的团结。我与吕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即在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截然不同。他真诚地相信诸公能够出于公心、以公司发展的大局为重，支持他推进市场化改革、清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因此，他默默忍受各种非议和委屈，期望有朝一日在体制内取得足够的支持，实现他的宏伟蓝图。而我对此始终抱着质疑的态度，直至我确信这种体制内改革的希望不复存在，所以我在去年年底断然辞职出走。现在看来，正是我们心存幻想，顾忌体制内种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没有以雷霆万钧之手段力行改革，才造成今日之变。如果说我们有失误，那就是失误在还不够独断专行、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清除既得利益小团体、没有充分利用体制外一切有利于改革的力量，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而惨痛的。

今日之变，乃是黑箱操作的传统政争伎俩，战胜了资本市场奉为圭臬的以法律、规则为核心的程序正义；乃是极少部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排挤了代表上药全体股东、员工、社会大众心声的市场化改革力量。今日之变，也从此向世人宣告，上实集团、上药集团身处庙堂之上的诸公，决不是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力量，相反他们已经成为抡起臂膀、妄图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遗老孤臣。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上海实业集团--蔡来兴、卓福民两位为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辛苦开创的、领风气之先的红筹翘楚，今日竟沦落为偏居一隅、无人问津、热衷于政治斗争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坚固堡垒。难道这仅仅是上实、上药的不幸？

今日之愤而抗争，非仅为吕总鸣不平、为我自己泄私愤，乃是为坚持道义、履行士人的应尽职责。诸公或婉言、或恶语提醒乃至警告本人缄口，否则将不见容于商界、甚至不见容于社会。我想诸公不知气节与耿介为何物，更不明天下大势与正义公理。匹夫之肩虽薄，然而能担天下兴亡之责，更何况汝等色厉内荏之恫吓作态？奉劝诸公，今日已绝非汝等施展阴谋权术之时代，逆潮流而动者必将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