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为什么要改革？

保护公民的私权力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现代国家法律和管治体系的重要基石。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保护国民的天赋权利得以实现且不受不法侵害，以国民利益的普遍最大化来实现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国家权力即公权力必须严格限定在国民无法自主而必须让渡予国家执行的范畴，建立及营运公司，如同拥有私人财产一样，是国民最重要的私权利之一。国家不能以利益代表之名剥夺国民能够自主的私权利，以公权力去运作纯属私权利范畴的国民财产。当然有些例外情况，比如征税权、特定情形下并经合理补偿对国民财产的征用权、以及对事关全体公民重大利益而不宜由国民行使私权利的极少数事业（如国防、公用事业等）直接拥有所有权。因此，我个人认为国家利益不包括拥有和经营企业（上述特例除外），这些利益应该由国民享有，并且无需让国家代表。

现有的国企体制造成政企不分，国企成为行政力量的附属品，这是根本性的体制缺陷。从现代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国企是不折不扣的无主物。国资委只是形式上的股东，其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力实际上由国企经理人掌握。作为政府机构，国资委任命、考核经理人的标准显然与市场主体不相一致。加之国企一股独大的情况普遍存在，中小投资者实际上没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国企（即使是上市公司）普遍而言被内部人控制，其道德风险与生俱来，并且根本没有制衡力量予以牵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寻租、腐败，因此国企必须深入改革，以现代公司管治的理念进行去行政化、市场化改革才能确保全民利益。

二、国企改革刻不容缓

回顾历史，我国国企的体系、格局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间。我们必须承认，国企对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完备的产业体系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而这些历史积淀和遗产正是中国未来迈向全面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当时国企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与当今中国有本质不同，概括而言就是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任何历史现象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理性，只有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相对理性。老一辈领导人正是认识到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发展潮流，才高瞻远瞩地启动改革开放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主要在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贸易机会，其间国企已经日益显现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竞争的致命弱点。所以，以国企的历史地位试图证明国企可以千秋万代，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还有一点，将国企置于功劳簿首位的观点，实际上无视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中国国民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里既包括国企的职工，还有不在国企体系之中、占中国人口比例70%以上的农民。大家不会忘记，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来源是长期以来国企职工的低工资、城乡二元体系下广大农民的赤贫甚至饥馑所共同奉献的超额剩余价值，国企的历史成就就是这样以全民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所以，这些成就不足以完全自证其历史价值，更不能推导出其在未来经济版图中仍具备长期价值。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国企在最近十年的大发展是一个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其发展的动力，恐怕不能轻易推导出其代表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这样的观点，也不能推导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取决于国企发展这样的结论。历史不容忘却，在九十年代国企日渐式微之时，国家将民营经济和国际合作蓬勃发展创造出来的财政收入大量投入国企用于解困，指令国有银行大量贷款维持其运作。2000年代初，国家用外汇储备等财政资源大量剥离主要由国企经营不善造成的银行业坏账，才护送四大银行完成上市融资。更有甚者，中国的资本市场从肇建之初就被定位成帮助国企解困、圈钱的工具，中国国民的大量财富被国企以上市公司融资名义占有。如果要评价十年来国企的发展成就，我们需要了解到底有多少国民财富投入了国企？今天国企的效益是否足以支持巨额国民财富投入而应得的合理回报？令人沮丧的现实是，国企的规模、盈利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以垄断市场为手段分走国民的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二是以行政命令将无数中小国企拼凑成若干大而散的集团以片面追求规模，三是依赖国家注资、银行低成本贷款以及不计效益的投资拉动做大经营业绩。这种发展模式极大地浪费了国民财富，破坏了市场固有的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将更市场化、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排挤出市场，这也是导致今天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之一。这样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必将陷入长期滞胀而失去活力，事实上今天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所以，国企模式的缺陷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阻力而非动力，要推进产业结构深层次变革，国企改革是首要任务。

三、国企改革的方向

国企要新生，必须实施去国有化改革，也就是国有资本有序退出以及终结行政化管理模式。中国经济要完成结构调整，其根本发展动力之一就在于改革国企、释放制度红利。国企改革的长期方向，一是将国企所有权交还国民，以市场化管理及运行体系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国家将公权力严格限定在制订市场规则、执行监管及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政策体系，创造有利于产业资源自由流动以及提高配置效率的资本市场环境。我们不否认前苏联出现寡头控制以及中国上一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其根源主要在于：没有建立透明的、符合市场规则的资本市场规范产权转让，没有足够的、有能力的机构投资人以及产业投资人群体，没有切断体制内部私相授受、损公自肥的利益链条。当今中国，去国有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资本市场历经二十年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虽然有种种缺陷，毕竟市场规则体系基本建成，机构投资人和产业投资者群体得到长足发展，这些都是支持新一轮去国有化改革的有利因素。全社会有识之士都有共识，推动资本市场价值回归、理性回归的关键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定位应从与民争利的市场竞争主体和裁判者的二元角色转变为协调各市场参与方利益、监管市场运作行为的中立裁判者的单一定位，这也是党和政府认可的未来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去国有化改革并非单纯私有化一卖了之，国家可以综合运用股本证券（包括优先股）、债券、结构性混合证券等多种金融工具，以信托、管理契约等方式利用社会资源提高现有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率，防止大型国企股权过度集中于寡头而沦为其牟利工具，实现当期与远期利益兼顾的国企权益让渡的市场化、多层次操作模式；同时，将去国有化收益用于当前急需的医疗、教育、低收入者综合福利等民生领域，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中国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保障基础。这样的去国有化模式，必然符合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必然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下一轮大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1年启动、2012年中完成的家化集团整体出让交易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四、医药产业的现状

从政策面角度分析，在国家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控制财政投入成本的大背景下，医药分开、二次招标、提高行业准入壁垒等改革不可逆转。政策核心概括而言就是挤压普药产品价格空间、促进渠道净化及加速行业整合。

就医药工业而言，中国制药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普药产品超过90%，行业整合度、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未来3-5年中，生产成本提高、终端销售价格下降这两大趋势将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反商业贿赂等渠道净化措施更是使目前很多依赖潜规则营销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大部分制药企业将无力应对行业调整，未来只有具备综合成本优势以及渠道掌控渗透及掌控能力的普药企业（比如科伦、扬子江等）才能领跑行业。拥有创新品种（包括上市品种以及在研品种）的药企将受益于政策导向以及市场偏好，其发展速度将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部分企业如齐鲁制药、恒瑞制药、正大天晴等将巩固龙头地位。本土企业在普药领域将面临跨国公司的全面竞争，海正与辉瑞、默沙东与先声在仿制药领域的全面合作是一个信号。然而本土企业面临难以逾越的市场准入壁垒，进入欧美主流仿制药市场困难重重。

就医药商业而言，分销行业强者恒强，尤其是二次招标政策的推出，将促进行业整合度将进一步提高。然而，所谓强者更多的是从规模角度而言，全行业的经营效率因为政策及行业因素无法获得实质性提高，具体表现为毛利率、经营利润率等指标的逐渐走低。制约行业发展的营运因素包括因为医院回款不佳导致的营运资本紧张、债务杠杆居高不下、增殖服务能力的薄弱以及大规模跑马圈地式并购以后的整合风险。从业务营运效率、内部整合程度、增殖服务能力以及新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而言，各主要公司差距不大。因此，后来者唯有提升这些方面的竞争力才能克服规模短板；未来医药零售行业则举步维艰，一盘散沙，传统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亟待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五、国有制药企业的困境及出路

国企在医药商业领域处于绝对优势，国药、上药、华润等龙头占据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这种格局并不是国有企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是行政化的公立医院体制以及相对垄断的医药流通体制的必然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虽然民企并不能构成对国企龙头的现实威胁，但是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将迫使国企龙头推进市场化、去行政化改革，从而维持其行业领先地位。

国有制药企业的处境则大不相同，外在的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行业地位不高，国有制药企业在制药行业的排名每况愈下，远远达不到龙头企业应有的行业影响力。二是结构松散，大部分所谓国有龙头企业的市场排名来自于合并报表，集团内部整合及系统程度低，无法形成合力。三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最近5年来鲜有来自于国有龙头企业的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新药品种。五是终端营销及掌控能力极为薄弱，无论是单品还是总量，国企已经被排挤出医院市场的第一梯队。究其根本，是结构性、体制性缺陷，主要包括：一是丧失定价权（普药品种不断降价）、行业准入标准（新版GMP、环保监管等）不断提高、品种同质化、创新不足，导致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倒退而营运成本大幅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不断下降而无法支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在行业处于调整期时，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的体制弊端暴露无遗，大小利益团体的寻租、诸侯割据导致整合及协同无法推进，严重影响整体营运效率。三是行政化的绩效评估及用人体制导致短期行为盛行，导致企业根本无法从战略角度实施结构调整。总体而言，医药行业目前正在经历巨大的结构性调整，国有体制无法适应行业巨变，因此国有制药企业注定将在这一轮调整中被边缘化。

国有药企的出路在哪里？

第一，与现有行政官僚体制切割。必须完成以股权多元化、管理职业化为核心的去国有化改革，落实以善良管理人信托责任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将企业交给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体制内的职业领导干部管理，确保公司以企业而不是政府机关的方式运作，以及在透明、风险可控的状态下健康有序地运行。

第二，与企业内部既得利益团体切割。大部分国有龙头本质上还是一个松散的中小企业集合体，大小利益团体盘根错节，唯有依靠整合、协同才能脱胎换骨，蜕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龙头。整合的核心要素就是要彻底打破、调整既有的利益格局，挤压既得利益者的寻租空间，以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痛下决心推进战略调整。传统行政型公司的管理模式不适应建设现代大型集团化公司的管理需要，普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产品组合无法应对监管政策的变化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严重浪费、低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导致营运成本畸高并挤压盈利空间。因此，国企龙头必须重塑管理模式，坚持以创新、品牌、营销为导向的多元产品组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制药企业面临新版GMP的压力，如果不尽快推进产品结构调整，不调整资源配置方式，贸然投资几十个亿搞改造、搞政绩工程，必然造成成本大幅上升、盈利空间消耗殆尽的严重后果，甚至导致企业死亡。

六、个人感悟

感悟一：国企改革实质上是体制改革，体制问题不解决，技术环节的小修小补没有实质作用。

感悟二：对于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能讲团结、不能和稀泥，必须坚决切割，改革才有可能推进。

感悟三：国企改革需要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以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为先的机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