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转折，传统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而支离破碎，几千年来“以夷变夏”的历史轨迹在具有强大压迫力的异质文明面前戛然而止。与受船坚炮利的摧残相比，文化挫败感才是对中国民众的致命打击。及至辛亥，武昌首义以及其后的革命以一种与中国此前改朝换代先例迥异的方式颠覆了最后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历史文献可以证明当时的满清政府并非如此前覆灭前的王朝一般不堪，但大转折时代的文明冲突催生了这场革命，同样也开启了新的历史逻辑。

辛亥革命的理念是一个大杂烩，基本囊括了当时的三大利益诉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者的心声，故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后，孙中山先生曾率百官专程拜祭首提“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朱元璋。“平均地权”的主张颇类似中国历次暴民运动的“均贫富”、“不纳粮”，对底层百姓而言更有号召力。而“建立民国”则令其名垂史册，倾慕西方文明的社会精英因此而投入革命的洪流，且确立了中国此后的历史走向。

民国肇建标志着中国在政府形态上全面西化的开始，虽然其中有袁世凯不识时务的洪宪复辟反动，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北洋政府时代的责任政府、国民党的五权宪法乃至今日的议行合一，中国的历代政治家不断地改良、革命，试图在西方固有的政治学说中寻找中国赖以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民间精英阶层在各种思潮中挣扎，无政府主义、经典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凡此种种，试图以启蒙运动开启民智、重塑国民性。然而，党争、内战、反侵略、集体无意识的全民浩劫使中国一次次陷于前进及反动的西西弗斯轮回，这或许是大转折时代艰难嬗变的历史特征使然。有意思的是，历史给中国提供了两个参照物，一个在本土大陆，另一个在孤悬海外的台湾。与其说中国不免分裂之痛，不如说我们蒙祖先神灵眷顾，中华民族终究在复兴的前夜有机会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  

百年后的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民族国家之疆土、主权、意识形态已非永恒及固有，社会生态更为多元及多维。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今日纪念辛亥革命，非惟缅怀革命先烈的历史贡献，更应审视当时之主张、诉求如民主、民权于今是否一一得偿所愿，而勿使今日还需有人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