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中国文人的表率，他的前后《出师表》是传统士人价值观的精华。在刘备入川后，诸葛亮一改此前刘焉、刘璋父子的宽纵，以严刑峻法打击蜀中豪强，使蜀汉成为三国时代政治相对稳定的诸侯。他与蜀中俊杰法正对为政的宽严之道有过一次文字交锋，今天读来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可资借鉴。

法正致信诸葛亮谓“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弄弛禁，以慰其望”。大意是你们新来乍到，应该与地方势力搞好关系以争取大多数，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才能坐稳江山。诸葛亮的回答是：“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大意是蜀中豪强历来不守规矩，如果继续放任则国本不稳，因此惟有严刑峻法才能正风气，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今日的国企改革恰如刘备入川，改革力量面对的是积淀数十年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犹如当年蜀中豪强割据自立。如果当年诸葛亮仍如焉、璋父子怀柔、赐雷世之恩，则涣散依旧，自保尚且不足，何以自强以图逐鹿中原？今天的问题是相似的，几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团体，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维护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因而抗拒改革，但惟有彻底打破旧的利益格局才能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高度整合力的市场化秩序。这样一来，改革势力与旧势力的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样的情势，讲团结、讲统一思想不能绝对化，因为两者的基本价值观根本就是对立的。所以，坚持原则是必须的，那就是学习诸葛亮的严刑峻法，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并且毫不犹豫地推翻旧的利益格局。唯如此，改革才有基础、才可彻底。

只是我们需深思为何诸葛亮能够成功，我认为在于其以天下为己任、不为私利的胸怀。其遗言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改革者并非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格局去替代旧的，而需以心怀天下的使命感为大众谋利益，这样才能服众，才能成就大业。